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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民俗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的尴尬处境
2015-12-30

近100年的中国现代民俗学史,是一部学术与政治的博弈史。民俗学的兴衰成败,一直与各种文化运动,以及政府的文化政策密切相关。五四时期,早期民俗学者们主动担负起了文化启蒙的责任,他们为了打破以圣贤历史为中心的旧文化,建设以民众历史为中心的新文化,发愿“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可惜,这个志愿并没有完成。

1949年之后,中国政府决心建设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采取了文化革命的方式,试图彻底消灭旧文化,认为根本没必要研究这些必须抛弃的封建旧文化,于是取消了民俗学。

1978年之后,民俗学者们在说服政府恢复民俗学研究的时候,着重强调了民俗学对于“移风易俗”的重要性。钟敬文先生提出的“多民族一国民俗学”或“中国特色的民俗学派”,很大程度上也是呼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策。

当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进入中国的时候,民俗学者们敏锐地抓住了这个与政治再次合作的机会。2005年之后,民俗学者成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主要学术力量,深度介入了中国政府的该项工作。中国民俗学者普遍认为,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是民俗学不可推卸的社会职责和学术职责,同时也是一次新的历史机遇。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为民俗学者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使他们可以自由地到世界各地进行学术交流,到全国各地进行田野调查。他们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许多新的学术对象得到发现和研究,学术领域得到拓展,民俗学成果的数量也得到了较大的提升。

保护运动的推进大大加快了民俗学研究机构的扩张和完善。这些机构虽然打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新招牌,事实上大多由原来的民俗学旧班底转轨而来,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和拓展了民俗学者的生存空间。这些机构的科研经费大都比较充足,许多地方高校增设了相应的课程,许多新科民俗学博士得以充实到这些研究机构中,民俗学科招收的硕士和博士大幅增加,毕业生更容易得到科研经费,也更容易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因此,从硬件建设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对于民俗学的意义是积极的。

民俗学者开始走上电视讲坛,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他们在公共舆论领域变得更有影响。

但是,在这种热闹的表象背后,也存在令人不安的隐患。

1.学术与政治的联姻伤害了学术的纯粹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是一种政府行为,而不是学术行为,学术对政治的过度依赖往往是以牺牲学术独立性为代价的。保护和研究是两个范畴的概念,民俗学的参与,主要是应用民俗学的参与,而不是理论民俗学的参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迅速就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这样一个学科门类的诞生。中山大学、华东师大、华中师大等一大批高校迅速跟进,相继组建班子,成立了名称大同小异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机构。但是,这些研究机构的主要工作并不是“学术研究”,而是与地方政府合作,参与考察、论证、撰写和评审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参与各种民俗旅游的规划和设计,参与各种地方文化活动,整理和宣传地方文化。

学术重心向应用学术的转移,导致了刚刚发育起来的理论研究的相对停滞,这很可能会进一步削弱民俗学在整个学术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从中国现代民俗学史的经验来看,任何一次学术运动的结束,都是以整体理论水平的下滑或停滞为代价的。

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打乱了循序渐进的学术进程。

科学哲学确立了“常规科学”在现代学术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常规科学是指“坚实地建立在一种或多种过去科学成就基础上的研究,这些科学成就为某个科学共同体在一段时期内公认为是进一步实践的基础。”任何一个科学领域,都必须依赖于既有的研究范式而达到成熟。

“运动”则往往意味着对常规秩序的偏离。所谓“运动”,是指有组织、有目的而声势较大的群众性活动。运动的大规模性质必然意味着参与人员的急剧膨胀,大量没有经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从业人员的介入。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作为一次有目的、有组织的政府行为,并不需要借助既有的民俗学理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讨论的是执行者的认识问题、方法问题、实施问题,以及不同执行者之间的关系和利益分配等问题,是一个“工作概念”,而不是“学科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与其说是一个民俗学的课题,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学或管理学的课题。在这项复杂的保护工程中,既有的民俗学研究范式根本没有用武之地。民俗学者要想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他就必须首先搁置原有的研究计划,放弃既有的研究范式,投入到事务性的非学术工作当中。

学术与时政、与市场的合作必然以牺牲学术的独立思想为代价。当民俗学者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价值评判、对保护工作建言献策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的专业所长,他们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作为民俗学者在发言。


3.学者的积极参与消耗了学者的时间和精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旦升格为国家行为,要组织一场声势浩大的保护运动,必然衍生许多临时的机构和项目,同样,也必然衍生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职位与头衔。各级地方政府均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这些机构的首席专家,也多为各地的知名民俗学者。相应的头衔必然要履行相应的职责。各种各样的文件起草、没完没了的协商会议、无休无止的评估、评审与考察,让许多民俗学者疲于奔命(或者乐不思蜀)。

各大高校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之后,都必须设立一个主任、若干副主任席位,配备若干教授、副教授名额,更重要的,是大量的配套资金。教授们有了地位有了钱,就具备了进一步参政议政的资格。在中国现行官本位的学术体制下,参政议政的结果,必然反过来强化这些学者在学术领域的话语权,如此就能进入一个权力和利益相得益彰的“良性循环”。循环的结果,必将使许多善于学术经营的民俗学者在这场保护运动中名利双收。

但是,“保护工作”与“民俗研究”并不是一回事。事实证明,几乎所有卷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民俗学者,都不得不偏离既有的研究路向,转向一个新的未知领域。民俗学本来就只是一门冷学科,当大家都热衷于经世致用的时候,常规的学术研究基本就处于停滞状态。没有具体的常规研究做后盾,民俗学者的参政优势也将逐步丧失,直至被抛弃。

4.新概念、新学科助长了浮躁的学术风气。

任何民俗现象,只要能贴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签,就意味着取得了“文化”的合法地位,紧接着而来的就是能够得到“保护”。对于民俗学者来说,“保护项目”则意味着充足的项目经费。一些原本并不从事民俗学的学者,也纷纷加入到民俗学界中来,试图分享“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的丰厚利益。

许多刚刚调转方向挤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行列的学者,自己还没弄清楚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特殊概念的来龙去脉,就已经开始招收“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方向的研究生了。表面上看起来,民俗学的从业者更多了,可是,这些惟利是图的学者是奔着利益而来的,他们并不能为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带来任何建设性的成果。

为了取得社会的信任与支持、获取持续的利益和资源,许多民俗学者常常在新闻媒体中抢夺对各种民俗传统的解释权和话语权。

5.民俗学者越界干预民众生活。

民俗学者一直提倡无间隙地密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幻想彼此融为一体,如此就能把自己假设为民俗文化传承人的代言者。事实上,所谓代言者的身份是危险的,也是粗暴的,任何代言都有可能违背被代言者的真实诉求。

一些民俗学者不断地将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化为“民族精神”的象征,试图借助民族主义话语把自己操作成民族精神的守护者。一些民俗学者耸人听闻地指责春节的“年味淡了”,提出“保卫春节”、“保卫传统”。他们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帜,教导老百姓应该如何过春节以及不应该如何过春节,为各种本来已经废弃的民俗事象做翻案文章,并赋予它们种种“文化意义”。这种行为实质上构成了对民众生活的干涉。

民俗学者所能掌握的至多是一种有关民俗事象的片面真相。根据社会分工,学者就应该局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做好本职工作,可是,民俗学者在这场保护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明显已经越过了雷池,成为干涉民众现实生活的危险分子。我本人在古村落保护的调查中,就曾遭到村民的怒斥。

学者一旦脱离了专业领域的具体研究,他就不再具有任何优越于公共知识分子的优势,相反,学者们以代言者的身份过多地介入保护运动,反而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违背公众的意志,妨碍公众的自由生活。

6.运动中的学术成果以垃圾成果为多。

从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检索,从2004年至2013年,短短十年间出现的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论文已经达到18,760篇,发表论文最多的三个机构分别是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这些论文大都以“意义”“对策”“关系”和“保护”作为关键词,既没有创立任何新的研究范式,也没有提出任何新的理论模式,甚至没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提出具有建设性的理论标准。从民俗学本位的角度来看,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几乎没有一篇可以有补于民俗学的理论建设。相反,由于受到资源调配的影响,传统的民俗研究不仅未能乘风而上,反而变得日薄西山。

政论性和时效性,是保护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学术成果”所共有的突出特征。民俗学者享受了保护运动所带来的利益与荣光,同时,也得接受这些“学术成果”迅速被垃圾化的残酷现实,忍受着虚度年华、浪费光阴的痛苦与煎熬。政论性和时效性决定了这些“成果”随风飘逝的必然命运。

表面上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对于民俗学的意义有利也有弊。可是,只要我们细加分析就会发现,所有积极的一面都是暂时的、不能作为学术遗产留给后人的现世利益,而所有消极的一面都是致命的、难以修复的学术创伤。

各大高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几乎全是顺应时势大潮而成立的临时机构。对于政府职能部门来说,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中心工作,这一个阶段可能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下一个阶段自然会有下一个阶段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当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重心发生转移之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就会变得无利可图。作为一次“运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总有落幕的一天,那时,民俗学很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学科危机。

中国现代民俗学历经百年,几经起伏却始终没有大的发展,究其原因,与过于频繁的“运动”不无关系。每一次运动,都是紧跟政治和时势。这种运动除了造就一批投机分子,极少给民俗学留下值得后人继承和学习的学术遗产。历史似乎在提醒我们,这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对于好不容易走上了常规科学轨道的民俗学来说,很可能又是一次新的停滞与伤害。当然,历史难以预测,我们也不能排除民俗学在经历这场运动式“狂欢”的涅槃之后,将以更成熟的面孔重新回归到常规科学的轨道上。

来源:新华文化2014年0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