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196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中国乡愁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
信丰县城的春节故事
文 / 施爱东
年前接到好几个同学用“信丰普通话”打来的电话，初中毕业30周年了，希望一同回母校聚聚。我很惊讶，30年来多数同学都没有联系，突然大家都操着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新方言”，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同班同学的两个同学会
初中同学会的核心是莫子。莫子毕业后通过招工考试进了信丰水泥厂，得知厂长爱下围棋，于是苦练围棋技术，很快成为厂长的铁杆棋友，过了几年，升任水泥厂销售科长。1990年代以来，到处修路盖房大干快上，水泥非常紧俏，莫子不仅借助水泥营销建立了广泛的人脉，也挣足了发家致富的第一桶金。2000年5月，水泥厂转制为股份公司，莫子摇身一变成为公司大股东。过了不久，听说莫子买了两座煤矿，又过了几年，他开始进军房地产业，还建起了信丰县第一座集桑拿、按摩、美容美发、健身美体于一体的三星级大酒店，成为信丰本土发家致富的代表性人物。
莫子人缘好，每逢岁末，他会提前问问外地的同学何时回家，然后开着凌志车去接站。在把你送到家之前，他会先把你拉到路边小店吃一顿家乡萝卜饺或者粑粑干，虽然只是十几块钱的一顿点心，却让你体会到深深的兄弟情谊。过完年，莫子会在他的三星级酒店大宴宾朋，大凡有头有脸的同学，不论同班还是同级，一般都会受邀赴宴，每年都能灌醉好几个。
闹完酒，总有一拨同学驱车前往莫家别墅玩“争上游”，一张牌50元，一晚下来，输赢几千上万是常事。莫子不玩，只是端茶倒水。同学们说他玩大不玩小，低于一万一张的牌局都不玩。莫子外号“铁狮子”，因为他在牌局上赢多输少，铁口吃人，自己一毛不拔。
京九铁路1996年开通，信丰县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发展机遇，铁路输出了信丰资源产品的同时，也输入了外地的资金和老板。“广东老板”带来了丰富的夜生活，也带来了六合彩，带来了新的赌博方式——买码。买码的最大赔率达到1赔40，吸引了大批渴望一夜暴富的屌丝。莫子是富豪，他不和屌丝赌码，只和老版赌牌。他战绩辉煌，连广东老板都惧他三分。
但是，2013年的春节我没有接到莫子电话，他出事了。最早告诉我消息的是堂姐，她说莫子赌博，一星期输掉两个亿，输得倾家荡产。据说东窗事发于电力公司经理王某，不仅输掉数百万公款，而且欠下一堆赌债，被黑社会逼得全家不敢出门，只好去赣州市公安局自首，莫子收到风声，连夜“跑路”，从此再未现身。我电话询诸同学，没人知道莫子到底输了多少钱，只知道他这一走，留下了大约8000万元的集资债务。
以往同学聚会多由莫子召集，莫子一倒，同学会风流云散。初中毕业30周年前夕，女同学卜真群牵头张罗了两个月，居然拉扯起了一个新的同学会。奇怪的是，过去围绕在莫子周围的同学都很少参加新同学会的活动；那些莫子交际圈外的，这时反倒成了新同学会的活跃分子。
同学聚会是春节最重要的活动项目之一。莫子时代，我们总是在大酒店山呼海啸“吃大户”，几乎年年都是老面孔；卜真群时代，没有了东道主，大家转到城郊的农家酒馆“凑份子”，环桌四顾，多半是新面孔的老同学。莫子时代，与会同学多是县城出身的“发小”，酒席用语是地道的“城里话”；卜真群时代，与会同学大都是近年来从乡镇迁居县城的“新城里人”，酒席用语变成了“信丰普通话”。莫子时代的集体活动一般都是喝酒、打牌、泡歌厅，活动有声有色；卜正群时代的集体活动是驾车下乡，到边远乡村寻访老同学，力所能及地济困扶贫。
我所奇怪的是，同一个班的两个同学会，为什么莫子时代的活跃分子，多数都没有成为卜真群时代的有机成员，卜真群只是淡淡地说：“我叫了他们，他们不来。”后来我才慢慢悟出个中缘由：莫子倒了，可倒下的不是莫子一个人，而是莫子的家族、莫子的同学会、莫子的整个社交圈。
狂热的地下钱庄
全盛时期的莫子，曾以煤矿、地产、酒店业等项目为名，向亲朋好友进行了大量集资。莫子信誉很好，每年春节都会如期奉上4分红利。40%的回报，高出存款利息13倍，大大刺激了周圈的朋友。以同学中的杨局长为例，2012年春节，他把家族的近亲全都发动起来，允诺3分的年利，吸纳了数十万的闲散资金，然后以4分的年利将钱交给了莫子。不料春节刚过一个多月，莫子豪赌事发，留下了据说8000万元的“非法债务”，还有一大批血本无归的“债权人”，其中就包括我们的杨局长。
赣州市委就此成立了专案组。民间传说这次豪赌是县公安局副局长和城镇派出所所长联手设的“局”，而官方的说法是此二人“监管不力，参与赌博”，二人最终以渎职罪入狱。2012年3月16日下午，信丰县召开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赣州市委专案组坐镇信丰，县长邱建军要求涉案人员认清形势，珍惜机会，主动交待问题，在政策时限内尽快到专案组投案，积极配合市委专案组做好调查处理工作，争取从轻处罚。
这次事件引发了信丰官场大地震。许多单位领导公然以2分或3分的利息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再以4分利息贷给地下钱庄。赣州专案组的进驻，导致地下钱庄迅速崩溃，“广东大老板”几乎尽数卷款“跑路”。由赌博和地下钱庄牵出一大堆问题，全县受处分被免职甚至入狱的科级干部多达12人。杨局长幸而未向单位职工募资，侥幸躲过一劫。为了保住乌纱帽，他对亲戚否认将钱贷给了莫子，声称投资绝对安全。为免东窗事发，他这两年一直疲于奔命，一面筹钱还款，一面赚钱给亲戚们发春节“红利”。我不知道杨局长最后用什么办法安全渡过了2013年的春节，他始终没有参与新同学会的任何活动，同学们说他“一年老了十岁”。
我在同学家拜年的时候，巧遇县公安局某领导，说起那位已经入狱的副局长，我说很难想象他一个星期之内赢走莫子两亿，如此巨额赌博，真是胆大包天。这位领导只淡淡应了一句：“其实就赢一百多万。”再问就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且不说其他输家，光是莫子原有的资产，加上他这一两年所募集的资金，就已经过亿，而赢家却只赢了一百多万。如此悬殊的出入差额，只有一种解释，有人隐瞒了真相。
我一直很奇怪莫子为什么要高息集资，8000万，年息4分，意味着一年的利息就得支付3200万。莫子并不是什么商界奇才，整天在牌局上厮混，他到哪去找这么些来快钱的项目？而且从莫子有限的投资项目来看，似乎并没有急募资金的必要。
2010年春节前后，信丰开始兴起高息集资的狂潮，包括我的母亲在内，都曾卷入这股狂潮，她以2分的年利将钱托付给一位邻居，邻居声称将钱托付给了一位“有路子”的亲戚。亲戚将钱投向何处，邻居并不清楚，我母亲就更是一头雾水了，她只知道一到年底就该向邻居要她的2分红利。
这些资金大多流向了名为“担保公司”的地下钱庄。2012年4月的《江南都市报》曾经发表一篇题为《赣州市组织专案组信丰反赌，赌博之风得到遏制》的专题报道，其中提到地下钱庄的运营方式：“在赌场里，有一群人在转悠，他们不参与赌博，专门盯着输家。一见有人输光了，他们便会上去问，要不要借钱。这些人都是担保公司的，他们会向赌客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阿峰说，借一万元，一晚上的利息是500元，如果扳本失败，第二天还钱，利息就变成了1000元。每次借钱，都是先付当晚利息的，借一万元，只给9500元。正是看到了赌场里丰厚的利息，近年来，信丰的担保公司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保守估计有三四十家，一些不正规的担保公司，都是以低利息向亲戚朋友集资，然后以高利息借出去，从中赚取差价。阿峰说，担保公司的人大多是混社会的，手段很多，借了他们的钱还不起，会被整得很惨。”
报道还提到了专案组反赌之后的局面：“专案组的到来，立即刹住了信丰的赌博之风，同时，也陆续有人因为涉赌被专案组带走，其中不乏政府公务人员。依附赌场生存的小担保公司，有些已经关门歇业。一个担保公司王经理告诉记者，半个月没接到一个单子了，他正考虑转行。有几家担保公司因为借给赌客的钱被输了个精光，赌客跑路了，担保公司的钱没办法收回来，也只能跟着跑路了。”
我不知道莫子的“跑路”属于哪一种，但一星期输掉两亿的可能性真是不大。或许他早就把钱亏空了，只是借着赌博事件，找个借口一走了之？
衰落的山村、暴富的农民
2013年春节我提前了一星期回家，因为姐姐要讨新妇（娶儿媳妇）。姐姐家在离县城20里的一个小村庄，前两年刚盖了新楼，很有现代气派，自来水上了楼，楼上有了卫生间。这是政府搞新农村建设统一规划设计的，每家补贴一万五，农民说起来都很高兴。
我让外甥带我去老屋场看了看。那是典型的客家土楼排屋，背山而建，家家户户肩并着肩，左邻右舍墙瓦相连，排屋前有风水鱼塘，后有山林坟场，侧有空旷禾坪，四周芭蕉竹林。时间若是倒退30年，这也是客家乡民理想的新农村模式。可是现在，这近百幢土楼几乎空无一人，家家锈锁把门，门前水沟野草及膝，幽美中透着奇诡。
外甥告诉我，村里年轻人基本都在广东打工。许多人赚了钱都到县城或镇上买房，不回来了；留守的村民，也都领了“土坯房改造”的项目补贴，盖了新楼；土楼光线差、虫子多、老鼠多，没有自来水，还潮湿，村民们都不爱住了。我问他有没有打算到县城买房，外甥迟疑了一下，说：“没那么多钱。”看来只要赚够了钱，他也会离开自己的村子。
农村日渐空巢看来是大势所趋。更偏远一点的，有些山村已经整村迁离。2004年开始的赣州新农村建设，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扶持项目，凡是列入项目支持的新农村，绝大多数都已实施“三清三改”（清垃圾、清污泥、清路障，改水、改厕、改路）。而那些未能得到政府扶持的山村，则呈现出加速衰落的趋势。
趁着年节，我回了一趟曾经工作过的上迳水库。水库所在地安西镇比我1989年在这里时繁华多了，从镇上到水库大坝全铺成了水泥路面，可惜过了大坝就只有土路了，我们冒险前行，数次停车清障，好不容易才到达库尾的小山村。二十多年，时间仿佛停滞了，这里依然山清水秀、草木葱茏，独木桥、泥瓦房、石围塘一仍其旧，可惜人丁稀少，寥无炊烟。偶遇回乡过年的一家三口，说是村里只有老人留守，种点薄田，丰歉随意。
山村之美是供城里人欣赏的，山里的年轻人却都向往城里的生活，他们喜欢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喜欢电视电脑智能手机，喜欢逛超市，向往坐飞机。他们更愿意坐在公园的长凳上谈情说爱，而不是漫步在乡间的小路上。走不出乡间小路的男人是找不到老婆的。
农民由乡村向城镇的迁徙，是蜕变为城镇居民的重生涅槃，涅槃的代价是无条件废弃乡村已有的房屋。这种携款进城的方向无疑是对传统乡土社会赚钱还乡的一种反动。按照传统习俗，无论官宦还是商贾，发财之后总会衣锦还乡大兴土木，文人一般将之理解为对于土地的热爱。
如今最热爱土地的农民是县郊农民。随着城镇化步伐的推进，城区急剧扩张，县郊农村迅速城市化，土地价格以及农民的拆迁补偿因此大幅飙升。同学老马家在县城水东，他们几年前就已得到消息，城区开发将要延伸到他们村，一些村民早早就放弃了种地，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与其在地里累死累活，不如趁机多盖几间房，把土地价格闹高一点，这样就有可能大幅提升拆迁补偿。
信丰县城从1990年代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征地和拆迁，旧城改造、新城建设让县城变得更加宽敞明亮，增设了休闲景观，有了现代都市的感觉。许多知识分子以为全中国农民都在抗征地、抗拆迁，不惜以死相争，但至少在信丰不是这样。就我所知，80%以上的旧城居民和县郊农民，都在伸长脖子盼征地、盼拆迁。拆迁是下层贫民住进现代高楼最快捷、最便利的途径。
征地和拆迁最大的困境在于利益分配。县城下西门低洼区的改造工程便经历了官、商、民的反复博弈。原住民希望获得最高的补偿，开发商希望以最低的代价取得土地，政府希望以最快的速度改造旧城。三方相持十年没有结果，开发商撤资，改造项目流产。每逢暴雨，下西门的居民就只能站在门前的水洼中望洋兴叹，盼望着政府重启改造项目。
2012年开始，政府改换思路，决定撇开开发商，直接与拆迁户协商补偿方案，实行不以赢利为目的的自主改造，此举受到广泛欢迎。老马所在的磨下村，据说只用了半个月，就全签了征地和拆迁协议，连违建受罚的，都罚得心悦诚服。其中最穷最少房产的一家人，也获得了至少价值200万元的拆迁补偿，这相当于县城中心地带400平米的高档豪宅。村民还享有购置临街店铺的优先权，这意味着将来他们只需出租店铺就可衣食无忧。
不过，衣食无忧也未必是好事。我的表弟卫东，十年前因为征地和拆迁得了一笔钱，夫妻俩在县城开了个小餐馆，生意不错，房子车子都有了，生活富足空虚无聊，很快就染上了赌博的恶习。2011年夏天的某个深夜，夫妇俩随朋友驱车去邻县赌博，不仅把身上的钱输光了、把车子当了，还欠下一百多万的高利贷。回家后把餐馆卖了，依然不抵赌债，只好扔下一对儿女两个老人，双双出逃躲债。
类似的案例特别容易发生在城乡结合部。城区扩张让县郊农民迅速成为县城新富，一夜暴富让许多年轻人迷失了生活目标，而没有一技之长又让他们变得无所事事，于是，赌博几乎成了他们消磨时间和精力的主要娱乐方式。地下钱庄盯得最紧的就是这些新富农，一些“担保公司”想方设法拉拢他们参与地下赌博。新富农一旦下水，很快就会由暴富者沦为暴贫者，成为社会的边缘人群。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这类急剧增加的边缘人群无疑成为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城里话、乡下话、信丰普通话
郊区的农民在坐盼征地，城里的贫民在苦等拆迁，乡镇的农民在攒钱进城。一方面是乡镇“能人”向县城涌入，一方面则是县城“能人”朝赣州市迁出。我的三个堂姐，几乎无一例外地在赣州市区购置了房产，一有机会，她们就会举家迁移，如果等不到机会，她们也会在退休后离开信丰。
“乡下人”想变成“城里人”，“城里人”却想变成“赣州人”，满城到处都是外地人。商铺是浙江人开的，赌场是广东人开的，夜总会的姑娘除了江西外县人，还有广西人、湖南人、福建人。那些一路和我说着“城里话”的老同学，一只脚刚刚踏进夜总会，马上就改口说起了“信丰普通话”。
信丰话非常古怪，“城里话”和“乡下话”是两种语言。即使是同为城里话，一个词也有多种讲法，比如“吃饭”，城里话讲“七饭”，或者“唆饭”，或者“逮饭”，而乡下话则讲“食饭”，或者“掐饭”。
我上大学之后才知道，整个赣南地区都是客家方言区，唯独赣州市区和信丰县城是两个西南官话的“方言岛”。而直到最近我才弄明白，信丰“城里话”原本是一种“军话”。赣南山多林密，历来匪盗横行，为了维稳，明初曾在赣州设立一个卫署（军士编制2277人，民兵610人）和两个千户所，其中信丰千户所最大（军士编制1087人，民兵450人）。卫所军士多为外地人，他们操一种与当地截然不同的“军话”，久而久之，围绕现在的赣州市区和信丰县城就形成了两个“军话”（西南官话）方言岛。明朝覆亡之后，信丰驻军就地解散，“军话”也就在地扎根，变成了信丰“城里话”。可是，就在这短短的十年间，延续了六百多年的“城里话”却被一波又一波的异方言移民潮冲刷得越来越淡乎寡味。
信丰县城所在地嘉定镇，我上大学的1985年是3万人，2000年还只有5万人，可是2013年却已突破25万人。我们假定2000年的5万人全都是讲“城里话”的“城里人”，到了2013年，这些“城里人”迅速沦落成为只占城区总人口1/5的“方言弱势群体”。
理论上，信丰县城应该是由三种语言的人群组成：说乡下话的、说城里话的、说普通话的。可事实上，由于大家共同生活在同一空间，每一个人都在试图调和三种语言，于是，越是独特的、不能兼容的方言词汇越快退出了人们的口语，人们在日常交流中逐渐形成一种全新的交际语言：一种以普通话语汇为主体、以城里话与乡下话口音相结合的“信丰普通话”。这种新方言不仅三方都能听懂，而且非常容易掌握。如此一来，不仅新增人口毋须学习“城里话”，连许多“城里人”都逐渐放弃了“城里话”，用起了“信丰普通话”。中小学校已经很难找到能说一口纯正“城里话”的小孩了。
春节期间的同学聚会上，当同学们不自觉就操起了“信丰普通话”的时候，我这一口纯正的旧方言就显得格格不入了。新方言将我隔在了新语言共同体的外部，也让我对家乡有了一种日渐疏离的感觉。
人对外部世界、外来人口的恐惧是与生俱来的。在中国人看来，有效“围合”是安全空间的最高境界，人只有充分了解和熟悉了自己所处空间的人和环境，才能产生信任，将这一空间认可为安全的围合空间。方言的丧失恰恰折射了围合空间的崩溃。对于“城里人”来说，快速流动的人口极大地扰乱了传统熟人社会的交际圈，信丰城变成了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失却了默契，安全的围合空间被打破了。生活在没有固定方言的社区空间，到处都是陌生的面孔，城区居民感受着强烈的不安全感，家家户户装上了防盗门窗，不分昼夜门户紧闭，把原本安全的社区围合绻缩到了铁窗内的居室围合。
要让孩子到城里读书
进城农民大多是乡村社会的“能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能折腾”。为了成为“城里人”，他们毅然离开了乡村的土地、房屋，以及家族的、乡土的社会关系。在解释为什么要进城的问题时，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让孩子到城里读书。”
科举改变命运，这是下层民众改变命运最重要的进阶模式。我小时候每次挨打完，父亲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有本事到北京、到美国读书，我卖了裤子也缴你；你要不读书，我打死你！”近十年来，虽然读书无用论略见抬头，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读书有用论依然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
越是中心城市，中小学教育越能受到社会重视。这倒不是说乡村农民意识不到教育的重要性，而是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了教育竞争的无力、无奈。
1998年，我曾经挂职在广东某乡镇中学任副校长，第一次翻阅学生成绩单的时候，我只能用瞠目结舌来形容我的惊讶，该校初中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不到30分，英语平均成绩不到25分。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有个学生住得比较偏远，从家到校需3小时山路，每天早晨5点从家出发，回到家已是晚上8点，尽管其风雨无阻从不旷课，可是每天来了学校就打瞌睡，学习成绩非常差，没有一科能突破20分。
像数学、物理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前面的知识不掌握，后面的课程就只能听天书。可是，教材和进度的要求却没有城乡差别，城里的孩子用什么课本，乡下的孩子也用什么课本，城里的教学是什么进度，乡下的教学也得是什么进度。我所在的中学，80%以上的学生跟不上课程进度，每天干坐在教室里受罪，如果只打瞌睡不捣乱，基本就算好学生。
乡村学校条件差，师资流失严重，只好聘用代课老师。一些代课老师素质低下，备课不认真，上课不用心，照葫芦画瓢都画不好。还有些教师兼有第二职业，天高皇帝远，很容易发生教师失德事件。生源方面，由于学生居住分散，乡村学校又无寄宿条件，有些孩子干脆选择辍学，或者早早随父母外出打工。学校招不到学生，有时凑个年级班都不容易，只好几个年级搁一起开课。这样教出来的学生，拿什么去和城里的孩子“公平竞争”？
城镇化大潮下，乡村教育的困境是无解的死结。“让孩子到城里读书”成为父母最强大的进城动力，许多年轻夫妇自己含辛茹苦在广东打工，却让老人带着孩子在县城租房，就为了让孩子有个更好的受教育机会。
与乡村学校不断萎缩相应的，是城区中学的过度扩张。2000年开始，信丰中学将原初中部剥离出来，另辟了信丰三中，本校只保留高中部，尽管如此，还是无法满足快速膨胀的生源需求，每个班级都超过了70人，远远超出了50人的班额极限。我毕业时全校六个年级的学生总和，也只相当于现在一个年级的学生数。
信丰四中过去叫桃江中学，我伯父担任校长的1980年代，教学区只有几排平房，山坡上有大片茶林。如今平房变成了教学大楼，茶林变成了教师住宅，学生人数由当年的全校不足千人变成了现在的每个年级1500人。
城镇小学的臃肿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陈毅希望小学，有些班级学生多达80人，教室人满为患，孩子们闹哄哄乱糟糟，老师的精力主要都耗在了课堂秩序上，所谓因材施教就更是天方夜谭了。
乡村中小学与城镇中小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旱极，一个涝极。旱和涝都是灾害，过于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如果不能均衡布局协调发展，前瞩性地综合考虑各方诉求和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所造成的旱涝灾害又何止于中小学教育呢？土地问题、就业问题、交通问题、环境质量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没有一件省心的事。对于我这种无用书生来说，开不出什么苦口良药，只能拉拉杂杂记录些所见所闻，为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按个快门、留点印记。
讨论
施爱东：《话题》做了这么多年，已经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写作风格，面目显得有点僵硬。今年的话题，我自告奋勇充当小白鼠，为《话题》做改革试点，所以有了这篇稍显个人化的文章。近十年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得到快速推进，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基层的县级城市，恰好民俗学界也在提倡“家乡民俗学”，所以我就以家乡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作为文章的入手点。
但是由于我身在异乡，一般只有春节才能回家小住几天，这些故事都是我在春节期间的所见所闻，这就是文章题为“春节故事”的原因，而且故事主人公多数都是我的同学和亲戚。我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家乡的城镇化进程，只能支离破碎地就自己的初浅调查写下这篇文章，我相信陈老师对于信丰城镇化的了解和理解都会比我全面、准确得多。
陈喜莲（江西省信丰中学教师）：谈不上全面和准确，说说面积和人口吧。我大致算了一下，今天县城的面积大约是10年前的4倍。原来县城附近的一些小山坡，现在都打平了，低洼的地方填上了。今天县城方圆20平方公里之内，土地平整、高楼耸立、商铺云集，再也见不到鱼塘、菜地、果园了，更看不到小树林、小草坪，所谓休闲场所只是一些广场、公园。
县城居民也迅速增加，新增居民的主要来源有四种：1、乡镇进城做生意的农村商贩及其家属；2、近10年通过毕业分配、招工招干录用在县城工作的“农二代”及其家属；3、上世纪90年代末“农转非”的无根“城一代”；4、在乡镇发家或在外务工回县城购房并举家迁居县城的人员。总人口数由10年前的5万增至25万，县城居民增加了5倍之多。
施爱东：全国各地的县城改造和扩张，都是一种模式，走到哪里都和信丰差不多。城区土地只要是能够利用起来的，全都被利用起来了，哪里还能留得下鱼塘和果园？1996年京九铁路开通以后，信丰城很快就有了公共汽车，还有摩的和出租车，突然就有了“现代城市”的感觉。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公共交通好象没有多大改进，反而显得有点乱。
陈喜莲：是啊。交通混乱，出行困难。县城面积不断扩大，可是城区主干道一直只有二条，一条是105国道，一条是穿城而过的阳明路。近10年为了迎检或承办脐橙节，对这二条道做了无数次的延伸和翻新，年年都修路，城镇居民不堪其扰。进出新人民医院的必经之路，从2006开通一年后到现在，一直处于修补状态，进出车辆像乘轿前行，急救车也无法一路畅通，县城交通问题由此可见一斑。
近三年由于沿河房地产的开发，开发商修了一条沿江路，可是靠南的一段扬尘纷纷，靠北的一段塌方连连，也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县城交通的紧张局面。加上道路设计的缺陷、城镇居民交通意识的淡薄等因素，上班早晚高峰时间，县城交通的拥堵，人行与车行的混乱情况特别严重，交通事故频频发生。
县城的公共交通条件差，出行困难。公共汽车一共只有二条班线，一趟相隔15—30分钟不等，不靠站停车，随时随地上下客。出租车一般只在车站等人流集散地载客，即使载客也不打表，县城范围内需要20元打车费。另外还有摩的，随手叫停，但费用5—10元，主要是太不安全，开得快，不戴头盔，在人流车流中快速穿梭，恶性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施爱东：说一个敏感的问题，每年春节回家，都会看到老同学聚在一起打牌，输赢几百上千是很常见的，这简直就是我们书上常说的挥金如土嘛。信丰人真这么有钱吗？他们这么多的钱从哪里来？
陈喜莲：我不知道他们的钱从哪里来，但信丰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确是事实。信丰县在赣南19县市区中是最有名的房价高、消费高的县城。房价高出毗邻的广东省韶关市，最佳商住楼逼近1万元，均价也要5000元左右。消费高主要体现在餐饮业和娱乐业。高档的商务聚餐以10人为标准，过万常有，2000元—5000元必需。一般的朋友聚餐也要千元左右，这个餐饮消费水平已超出了江西省会城市南昌。娱乐业的消费也挺高，这一项并不太清楚，KTV普通消费也在1000元左右。
但房价高、消费高并不说明县城居民收入高，生活水平高，而是县城贫富差距大的一个体现。因为，这些高消费项目的参与者只是少数富翁和官员，普通百姓往往因为几毛钱菜价在农贸市场讨价还价。我的学生中有许多贫困子弟，或因病致贫，或因天灾致贫，或因劳动力不足致贫。2011届有个曾姓学生，母亲多病，下有弟妹一双，家庭仅靠父亲摩托车拉客为生。父亲因拉客遇上交通事故，事主逃逸，雪上加霜。我们家访时，看到家徒四壁，连一张像样的凳子都没有。我的学生连续几个月学校、医院两头跑，还吃不饱饭，面黄肌瘦，无心读书。像这样的家庭在我们县城绝不是个别，因为居民生活保障不到位，不少居民从温饱坠入贫困往往就在一瞬之间。
施爱东：你在信丰中学任教，对教育这一块应该是最熟悉的。
陈喜莲：关于师资问题补充一点。信丰县每年都会面向应届大学毕业生招录200—300名中小学专任教师，但一年后就会流失逾半。边远地区的中小学校往往以较低报酬聘用代课教师，信丰县村级小学的代课教师数甚至超出专任教师数10%。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鞭长莫及，部分学校甚至出现“自治”现象。
乡村学校的生源也有问题：一是学生居住地过于分散，由于村级教学点的撤并，上学路途变得更加遥远；二是学生年龄差距大，村级小学常常出现一个年级只有几个学生的状况，成班率低，教师配备出现困难；三是心理问题复杂，乡村学生多为留守儿童，生活习惯较差、道德教育缺失、情感体验冷漠，管理难度非常大。
县城就读难的问题，你已经在文中说到了，我身为老师体会最为深刻。主要根源是乡村教育资源和师资配备的不足，乡镇居民千方百计要挤进县城就读。这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问题。
施爱东：是啊，城镇化是个系统工程，每一个环节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县城每年以这么快的速度膨胀，对于儿童来说是就学问题，对于成人来说就是就业问题，总不能让人进了城，却把他晾在家里不管吧？
陈喜莲：就业问题我不是太了解，据我观察有二点：一是城镇居民没有土地耕种，平时游手好闲，不愿意从事较为辛苦的工作。姑娘常常去商铺售货、售房，或从事文员等较为轻松的工作。后生常常去修车铺、装修公司、广告公司等工资较高的岗位就业。而在小县城，这些单位都是以私营形式为主的，双方没有签书面合同的习惯，各方面都以口头协议为主，劳动缺乏必要的保障，工作流动性就很大，总体呈现流动、零散的状态。加之，最近几年县城赌博之风的盛行，不少城镇居民热衷“买码”，常常处于职业赌博、业余从业的就业状况。持续正经就业的人大都是踏实稳重之人。二是工业园就业的人群以乡镇进城务工人员为主，工作辛苦，薪资一般，但是较为稳定。
施爱东：最后为家乡做个小广告吧。1980年代的时候，我听说“信丰有三宝，酱油、瓜子、萝卜饺”，三样东西只有瓜子是方便携带和输出的。可是，信丰瓜子只有信丰人能嗑，大学期间我们班几十个同学，没几个能把信丰瓜子嗑出个完整的仁来，太小，一嗑就碎。现在三宝的说法改了，叫做“信丰有三宝，脐橙、草菇、萝卜饺”，保留“饺”是为了压“宝”字韵，草菇是凑数的，只有信丰脐橙是全国最好、最著名的。北京市场的“赣南脐橙”，就以“信丰脐橙”为龙头，杨早萨支山吃过都说好。
刊于《话题201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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