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196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中国乡愁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

关于“公祭”的文化批评与地方诉求学术是否应该干预生活

文 / 施爱东

1.“新造神运动”遭遇文化批评

祭祀诸葛丞相

2007年清明前后，各种各样的公祭活动竞相在全国各地上演。你是伏羲故里，我是女娲源地，你有黄帝陵，我有盘古庙。各地竞相挖掘名人资源，打造祖宗文化。

受公祭的历史人物中，最具轰动效应的莫过于诸葛孔明了。4月3日，陕西勉县举办了诸葛亮逝世1773周年祭祀活动。4月13日，湖北襄樊在古隆中隆重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5月30日，山东省沂南县“诸葛亮诞辰1826周年祭祀纪念活动”盛大开幕。

虚拟的神话人物也一样备享尊荣。湖北竹山、河北涉县、甘肃天水、山西长治等地均为女娲举行了公祭，其中又以竹山县的规模为大。据报道，“竹山地处秦巴山区，是全国592个特困县之一，也是湖北的重点贫困县，2006年全县财政收入刚过亿元。就这么一个贫困县，几年已投资1500多万元，塑造了18米高的女娲雕像，建起了女娲祭坛、圣母亭、问天阁等景观，建造了‘中华母亲山’文化石。为了举办这次女娲文化节，县里又掏出20多万元，派出大量工作人员负责安排和接待，动员不少农民演员沿路表演民俗节目，出动大批警力维护现场治安。”

至于“中华始祖”黄帝炎帝的公祭就更加隆重了，祭祀规格以及主祭者的行政级别都上了好几个档次，陕西、河南、湖南、湖北等多个地方均有公祭活动。4月5日，在陕西黄陵轩辕殿广场，仅乐舞表演一项，“人数达到1000多人，整个场面气势恢弘。”光是到会的记者就有500多名。

各地公祭的对象五花八门，从子虚乌有的盘古、伏羲、女娲，到分不清是神话人物还是历史人物的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大禹、仓颉，再到被神话化了的历史人物孔子、老子、孙子、屈原、伍子胥、司马迁、诸葛亮、欧阳修、纪晓岚等等，甚至历史上名声并不太好的武则天，以及没有具体人物形象的“中国洪洞大槐树”，各种古老的神话英雄或者历史文化名人，一一被奉上祭坛。

事与愿违的是，打着“弘扬民族精神”旗帜的公祭活动不仅没有赢得各方称许，反而招致了来自文化界的激烈批评。

客气一点的学者认为这是一场新的造神运动：“他们并不问所造神灵的真正文化价值与文化意义，而注重的是投资规模、占地面积与高度，因为这些人为因素将是旅游卖点与新闻宣传点。”刻薄一点的学者则戏谑其为五个一工程：“抬出一个死人，建了一座假坟，演了一场闹剧，花了一堆金银，坑了一方百姓。”大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公祭活动是在制造虚假文化记忆，糟蹋文化，“如此盲目、一窝蜂地乱搭‘文化台’，对人民群众与子孙后代是不负责任的。”

2.性质世界与意义世界的分歧

祭祀大禹

2006年6月，一位自称是大禹第143代后裔的姒姓先生应邀参加了在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举行的“全国第二届禹羌文化学术研讨会”，考察了“大禹故里”与相关古迹，为北川题词“四川北川我始祖生地，六月初六乃大禹诞辰。”当地政府如获至宝，奉为金玉。据说这位姒姓先生所到之处，甚至有许多农民对着他烧香磕头。

禹到底是人还是神，今天已经无从得知；稍有谱学知识的人都知道，所谓的“第143代后裔”，更是天方夜谭；而对着姒姓先生磕头，则多少显得有些可笑。北川的官员们解释说，祭祀大禹和邀请姒姓先生，都是当地民众的要求，过去政府不敢公祭大禹，是害怕别人指责他们搞迷信活动，这些年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尚方宝剑，他们决定顺应民心，建立一种更和谐的政民关系，这才有了一系列的公祭活动。

学者往往喜欢在“官”和“民”之间预设一种对立关系，认为那些经受不起文化拷问的官方行为都是“政绩工程”。但是，在北川的考察中，我们的调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当地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都非常愿意为大禹文化建设出钱出力，民众非常渴望官方对他们的支持和投入。北川人民非常真诚地相信：大禹就是从北川羌寨走向中原大地的。

也就是说，无论大禹是真还是假，对于北川羌族人民来说，大禹就是他们心目中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北川民众自发集资，修复了多处“禹王庙”，每年春秋及六月六日“大禹生日”这天，民众咸集宫庙，举行祭祀活动。最近几年，官方才逐步介入这一活动。

禹也许是虚构的，但民众的感情是真实的，他们真诚地景仰大禹这样的哪怕是虚构的英雄人物。大禹信仰的传衍，无论对于当地民众还是对于我们整个社会，也许都是有益无害的。而人在现代社会的遭遇是，自科学主义滥觞以来，学术的理性就一直在嘲弄和抑制着人的精神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当我们身处当地民众那种真诚、质朴的情感氛围中时，真不忍心用理性去戳破他们的精神世界。学术是理性的，而人的精神世界是丰富的、多元的，理性的学术是不是一定得介入多元的生活？确实是一道斯芬克斯之谜。

吕微认为，学术对于生活的伤害，源于学术研究所提供的“本质”和“真理”对于个体的“生活意义”的干涉。学者往往喜欢以求真为标榜，而生活着的文化传承者却没有这种义务，他们根本不必关心传说在性质世界内是否为“真”，他们更关心这些传说在意义世界内是否为“善”，也即是否对他们的现实生活有“好处”，因为他们更关心自己的生活质量。

学者们的失策在于总是喜欢把自己的“事实判断”当作“价值命题”来批评公祭事件，从而推导出“应该不这样”或“不应该这样”的判断。文化传承人的目的是要在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中求得利益之“善”，而学者却是外在的“他者”，不在这个利益圈内。学者们必须清醒地区分这种身份差别，大可不必以一种文化权威的姿态横加批评。

学者们往往喜欢对社会进行分层，把特定区域的人分为“官”和“民”，而且自作主张地认为两者是对立的，同时，学者们先验地把自己设定为站在“民”的一方。这种划分多少有点自作多情。如果我们深入其中就很容易发现，在真实的地方社会，“官”往往是“民”中的精英分子。地方文化的搜集、整理和阐释，往往都是由地方精英来执行的。甚至许多地方官员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些陋习，往往也是这个地区民众的普遍陋习。在对于地方文化的理解上，“官”与“民”并没有明显的对立，反倒是我们这些外来的学者，更容易从异文化的角度把他们一同视为“当地人”。我在北川的考察中，对这一点感触尤深。

由于知识结构、价值立场、利益牵扯的不同，学者、媒体，以及当地民众，恐怕很难站到同一个立场。公祭活动对于地方文化建设的意义，恐怕只能等历史来回答。

3.借助共同知识生产新的传说

被学者们批得最狠的，莫过于湖北竹山的女娲公祭。

竹山经济最大的潜力股莫过于绿松石，据说其地质储量约达5万吨，占了全世界储量的70%。竹山一直在宣传他们的绿松石，2005年5月还曾举办过一个盛大的“中国竹山首届宝石文化节”，尝到一些甜头，但影响不大。

竹山人崇奉女娲，在许多民间文艺形式中，还残存有大量的女娲神话，各地还有众多诸如女娲山、圣母山之类的地名。女娲文化的中心点在宝丰镇，这里有个年代久远的女娲庙，始建时代不可考，另外还有女娲抟土造人大席场、女娲青锁等古迹和景点。

随着举国上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展开，竹山人意识到可以更好地利用女娲传说这一无形文化做些文章，正如竹山县委书记所说：“20世纪80年代发现了世界最大的以绿松石为主的五彩石矿带，与《山海经》中‘女娲炼五色彩石以补苍天’之说不谋而合。”

他们自此开始把绿松石与女娲炼石补天的“五彩石”捆绑在一起进行宣传。新华社等多家媒体在关于女娲文化节的新闻报道中均采纳了竹山县提供的新闻通稿，特别提到“竹山占世界总储量70%以上的绿松石，即是传说中女娲炼石补天的五彩石。”宝丰镇的官方网站上，更是把有关绿松石的各种资料归在“女娲文化”频道。

据曾经参加2005年“女娲文化暨民俗旅游研讨会”的部分学者介绍，宝丰镇上上下下，无论官员还是普通农民，对于打造该镇女娲文化一事都寄于很高的期望，认为这一举措不仅能改善他们的交通和生活，还能拉动他们的旅游产业，似乎并没有出现“长官意志”与“民众意愿”的对立。相反，竹山为了办好节日，除了建好女娲山风景旅游区，宝丰还挖掘和整理了彩船歌舞、快板说唱、竹山牌子锣、民歌、剪纸、皮影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集中整治了集镇环境卫生、加强了大堤和宝丰大桥的建设。自宝丰集镇至女娲山山顶的水泥路，受益村民达一万余人，沿途村民莫不拍手叫好，曹家湾村民更是喜形于色，集资过程中，沿途群众还主动捐款相助。

竹山绿松石，只是全国无数矿产资源中的一种，如果只是单纯的商业宣传，效果极其微弱，而女娲抟土造人、女娲炼石补天，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知识。借用共同知识来宣传地方风物特产，无疑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无论被学者们批也好、捧也好，竹山已经名扬天下，竹山与女娲的关系也被人们牢牢地记住了。今天的我们都知道绿松石与补天石的关系是一种当下发明的虚拟的关系，但将来的竹山人呢？还有那些不明就里的外国人呢？他们会把这种关系当成一个代代相传的民间传说，会不断赋予它们各种美好的想象，会为绿松石加上许多额外的附加值。

2006年的女娲祭坛开坛大典上，“女娲山一卖香火的，5月18日这天就卖了1000多元 ；21日这天，宝丰镇各旅社住宿的游客还是爆满。”至2007年，“两届女娲文化节，共签约项目65个，协议资金6.9亿元，绿松石行业更借此跃上新台阶。”其中还有一些是中小学教育项目。

竹山借助于“女娲文化”的共同知识举办公祭大典，虽然招致外界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活动却起到了一箭三雕的作用：一，提高了竹山的知名度，吸引了更多的海内外客商；二，使竹山成为知名的绿松石开采、加工、营销中心和知名的女娲文化传承地；三，完善了宝丰镇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文化、教育、卫生建设。

如果我们把这一事件放在民间文学的生产、传播的角度来看，竹山人无疑正在生产一种新的民间文化、一个新的传说。民间文学所反映的，本来就是民众的意愿，而不是历史的真实。民间文化从来就是以反映文化创造者和传承者的利益、意愿为主，而不是以表现历史真实为主。

至于公祭的决策程序是否合法，活动过程中是否有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违章摊派、强拆民房等行为，那是法律层面的问题，自有法律去追究，又关学者底事？这类问题当然也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许多学者指责那些大搞公祭活动的地区“穷折腾”，葛剑雄就曾指出，“这些祭祀地一般都不是中心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最近更扩大到一些贫困地区。”

其实这个问题一点也不难理解，正因为不是中心城市，工业欠发达、商业欠发达、传统的经济资源比较匮乏，才导致贫困，才更有必要绞尽脑汁挖掘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以期借助文化的东风，把当地的特色产品推向市场，打开新的局面。

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都得造出点声势，这对于那些好不容易撞上一次机遇的地区来说，就更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了。因此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襄樊会认为“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是襄樊不容错过的机遇，抓住并利用好这一难得的机遇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和义务。假如对这一机遇视而不见，我们将愧对历史、愧对时代、愧对市民、愧对后人。”

4.民间文化不应受到“真实性”的束缚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一些偏远地区发现除了自然风光，异质文化也是一个卖点，于是相继开发一些民俗旅游项目，此举招来了猎奇的游客，但也招来了严厉的文化批评，被学者们指斥为制造“伪民俗”。著名学者俞吾金说：“所谓的伪民俗，指的是受商业利益驱动的、趣味低俗的、粗制滥造的民俗。其虚假与肤浅的特点破坏了民俗的自然与淳朴。制作或再现这种伪民俗的动机是为了营利，而不是恢复传统民俗、民间文化中真正有价值的内容。争抢文化名人的闹剧、虚构伪造文化名人历史的怪事，无不与‘孔方兄’有关。”

伪民俗的制造显然与文化的自卑心态有关，像北京这样的文化名城，根本无须通过伪民俗来招徕游客，而偏远地区正因为资源匮乏，才更需要夸张地放大一些异质文化，甚至人为制造一些新的卖点，以凸显地方特色，提升地方知名度。

客观上说，伪民俗的生产对于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并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一种出于表演而生产的伪民俗在实际生活中不具有实用功能，民众也决不会因为看了表演而放弃他们原有的生活。如果一种伪民俗为民众所接受并融入了他们的生活，那就说明伪民俗具有优于旧民俗的特质，伪民俗也就变成了真民俗。无论结果如何，伪民俗都不会对民众的生活造成伤害，相反，能为他们带来表演收益。伪民俗的惟一害处是，它扰乱了学术研究的历史视线，妨碍了学术求取历史之“真”的进程。

2006年，苏州宣布将在端午节正式举行“伍子胥大型祭祀活动”，以宣传端午节的“伍子胥起源说”，此举迅速招来了文化界的广泛批评。一些文化学者认为“苏州准备祭拜伍子胥及由此引发的端午节问题争论，其用心和旨趣，明显不在学术考证，甚至也不在文化传承，而更多是在受现实功利所左右，而且主要又是商业功利。”“几千年来，在端午节纪念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习俗，早已深入华夏炎黄子孙的心中，不容争议。苏州要公祭伍子胥无可厚非，但不能打着幌子，去改变端午祭屈原这个文化共识。”

其实闻一多等学者早就论证过端午节的起源远早于屈原出生的年代，也就是说，端午节的“屈原说”同样是一个虚构的传说。

据苏州科技大学历史系戈春源教授说，“加上伍子胥，中国的端午一共曾纪念5个人：东汉的曹蛾被后人以孝女铭记；广西的陈临因爱戴黎民百姓，当地人民为纪念他而过端午节；越王勾践也最早提出以划龙舟来操练水兵；再有就是屈原，他是联合国确认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因为千年来，屈原名气太大，人们渐渐把端午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

也就是说，在众多虚构的传说中，选择张扬这一传统而不是那一传统、赋予某种传统以特别意义，并不存在“真”与“假”的差别、“正宗”与“非正宗”的差别，而是取决于当事人的利益诉求。而这一传统能否被接受，则取决于它的传播能力。所以萧放教授认为，“苏州和湖南争相为端午申遗，这不是一种单纯竞争，它使主办城市的民众有种自豪感，背后的根本精神是中国民俗的文化共享，这才是最重要的。对老百姓来说，依照所在地的习俗过节，是件贴心的事。”

5.文化从来就没有纯粹过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做法在1990年代曾被许多地方当作发展经济的好经验加以推广，但是到了2000年代，这一经验受到了来自文化界的强势反击。社会学家郑也夫的批评意见是最有代表性的：“出于经济的目的搞公祭，是很荒诞的事情，也搞不好。应该是独立的做文化活动，这样做目的很纯，也许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经济效益不应该是搞文化活动的目的。”

吃文化饭的人当然不甘心文化活动依附于任何非文化的因素，他们希望文化拥有独立的价值，且地位越高越好，因为文化人的地位是与文化的地位成正比的。可是，我们回过头看一看，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种所谓“目的很纯”的文化活动？

文化如何界定，本身就是文化史上最大的一个难题。为了避免纠缠于此，既然大家都认可公祭是一种文化现象，那我们就只拿公祭来说事吧。

《左传》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国家祭祀自古以来就是重大的文化事件。但是，国家祭祀最根本的目的并非单纯地纪念祖先，而是作为一种权力象征、秩序象征的仪式政治。

周代的祖先祭祀一般可分为常祀与临时祭告两种，但无论哪种，按周代制度，祭祀都有严格的权力界限，周王室立后稷为大祖，但并不是所有后人都有祭祀后稷的资格，即使是诸侯国王，也只能以其本国的始封之君为大祖，不得立后稷为大祖，否则被视为僭越。舍此不论，凡常祀必求家族绵延、世代发达、个人平安，凡临时祭告必出于禳祓、祈请、军事等具体目的，而且“每次祭祀因不同的具体目的而举行，祭祖仪式就无固定的内容”。祭祀活动的功利目的是毋庸置疑的。

不同朝代的祭祀活动各有其仪礼制度，但是，祭祀活动中的权力格局却作为一种秩序象征，几乎从未动摇。比如，明初规定，只有皇帝有权祭祀天地与宗庙，从而规定了只有“天子”具有沟通天地主神的资格、也只有“天子”具有沟通列祖列宗的神圣权力。“从国家角度看，与最高主神‘天’以及普遍、最高等级的神的沟通只能由皇帝代表国家来进行，地方官祭祀与辖区有特殊关系的神，各类民人则祭祀与私人生活有直接关系的神。”

近现代以来，作为帝王权力象征的国家祭祀，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逐渐转换成了“民族国家”的仪式政治。

民族主义依据某种标准把人类划分为不同的群体，人为地在群体与群体之间开挖出一条条巨大的鸿沟，因而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如果站在全人类的角度看，民族主义无疑阻碍了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交往与和平共处。但是，如果站在特定群体的角度来看，尤其是站在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别人都民族主义了，团结起来对付你了，你再不团结起来，就只能受压迫、受欺侮。这个时候，你也只能操起民族主义的大旗，借助民族主义的意志，抵抗外族的侵略。

既然是同一个民族的成员，就必须在成员之间有一些共通的、共享的象征物，以作为民族的标志或旗帜。清末以来的知识分子以及政治家们，一直在搜集、强化这样的一些象征物，于是，作为图腾的龙被凸显出来了，作为共同祖先的黄帝被符号化了，这种意识一旦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会迸发出惊人的凝聚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如何凝聚国内的各方力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33年，时任国民党宣传委员会主任的邵元冲提出公祭黄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深以为是。1935年清明期间，国民党中央各机关人员及民众5000余人，以鞠躬礼仪与香花酒醴祭祀黄陵，发出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谊”的强烈呼声。黄陵祭祀由此被列入现代国家祀典。

1936年西安事变为国共两党共祭黄陵提供了可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对中华民族之始祖致敬，并表示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努力实现民族团结”，特派代表林伯渠前往参加“民族扫墓典礼”。在肃穆隆重的祭祀典礼中，在民族大义的神圣气氛中，同室操戈的兄弟党派握手言和，一致对外。当公祭成为一种具有强大号召力的神圣仪式的时候，黄帝到底是传说人物还是历史人物，根本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共祭黄陵，把国家祭祀当作神圣庄严的仪式政治，其重大意义在于借助一个共同的神圣符号，向全国人民宣示共同抵御外族的决心，并以神圣的名义相互制约内部矛盾，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1949年后的黄陵祭祀以2005年宋楚瑜率领台湾亲民党的认祖归宗活动影响最大，宋楚瑜在祭文里面特别提到“炎黄子孙不忘本，两岸兄弟一家亲”。无疑，炎黄陵墓的存在，公祭活动的举办，在两岸问题上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

不同时代的祭祀活动，呈现为不同的功能和目的。什么是文化？费孝通说“人类之目的在生活，此乃生物界之常态，文化乃人类用以达到此目的之手段。”简言之，文化就是谋生的手段。也就是说，借公祭活动谋求经济利益，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行为。

如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地方官员为了谋求地方利益，“出于经济的目的搞公祭”，也就无可指责了。

6.学术干预生活注定吃力不讨好

在地方文化建设问题上，学者不是决策者，他只会站在自己的专业角度针对过去的某一方面发言，他既不负责权衡各方利弊，也不负责承担决策后果。而地方官员作为文化实践的操作者和决策者，如果片面地听从了某个专业学者的建言，他将独自承担顾此失彼所造成的所有行政后果。正因如此，许多地方官员选择了彻底不理会学者的批评。

站在纯粹学术或者科学的层面来看，“文化”无法言说，“祭祀”乃是迷信，“民族”本属虚无，“黄帝”无法实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各种“难以理喻”的事情却一直在不断地上演，而且，一点也看不出需要或将要走向理性的趋势。所以有人叹息说：“自从《刘邦文化节是什么节》和《嫦娥奔月20000周年纪念》等文章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后，我就以为这类名声不佳的‘文化节’已成为过街老鼠，只有人人喊打的份了。然后，正是这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偏偏有人喜欢。”

生活只会是学术的观察对象，难以成为改造对象。如果学术总是将一把理性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生活头顶之上，生活将变得如履薄冰，纯净而没有意义，人也就无法作为人而存在。而且事实上，生活永远只受利益的驱动，即使学术愿意干预生活，生活也不会将学术放在眼里，除非学术能给生活带来直接的效益。

在丰富的世俗生活面前，学术是如此的无力。

老百姓有句俗话，尤为清楚地揭示了理性面对现实的无奈：“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世俗生活中只要是有利可图的事，就会有市场，就能“不是也是”。襄樊的祭亮大典凭什么选在4月13日？南阳诸葛亮研究会负责人张晓刚如此解释：“史书记载诸葛亮出山辅助刘备是在公元207年，但具体年月日并不详，襄樊在此时举行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庆典，用意很明显，再过半月就是五一黄金周。”

2007年，竹山的女娲祭典选在5月13日，据说因为是母亲节。世界各地母亲节时间并不统一，把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作为母亲节是美国国会1914年提出的，这与我们几千年前土生土长的女娲可是八杆子打不着。这种中西合璧的组合方式在学者看来简直就是不伦不类，可竹山的地方精英们就这么干了，老百姓也就这么认了。

现在的问题是，学术面对生活，还能做点什么？如果什么都不作为，学术的“意义”又从何而来？吕微认为，“民间文学-民俗学学者的任务只是把每一个人的自我陈述和自我表达记录下来，并把这些陈述和表达传递给全世界，让他们的声音在全世界传播，在传递和传播中，让世界知道他们，承认他们的愿望、欲求，让他们能够作为在意义世界中存在的主体而存在。”也就是说，学术既是生活的观察者，也是生活的讲述者。

当学术以“客观”的姿态讲述生活的时候，必然夹带着讲述者的“主观”思考与倾向，这些思考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阅读者的思想方式，如此，学术又在另一个层面上影响了生活。也就是说，如果学术对生活有所影响，那也只是读者自然阅读与自主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学术指导下的生活实践。

网络讨论

【子曰诗云】最近，全国很多大报都转载了新华社编发的《四大传统节日有望成假日》一文。 全国人民都听到了萧放、黄涛、施爱东的声音。学者的研究成果一旦被国家承认和接纳，还是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的。并不像施爱东自己说的，“在丰富的世俗生活面前，学术是如此的无力。”

【张勃】看来学术和生活还是不能分道扬镳哈。

【大漠孤烟】我摘一位新浪网友的发言给大家看看：“我坚决反对假日改革方案。这个方案根本不能解决黄金周人出行多的问题。反而使矛盾更突出。春节从除夕到初六也是所谓专家们闭门想出来的。现在谁除夕还上班呀，这样无形中减少了休息日呢！另外，五一不休息的日子改到其它节日各只一天，其实对家在外地人没用，反而会增加思乡的烦恼。总之这是一个失败的改革，不如维持原来的三个黄金周。带薪休假制度真正能够执行后，再考虑有关黄金周改革的问题吧。”

【宜家】看来，人们不会太在意五一、十一的什么象征意义，在意的是现实的生存意义和既得利益。可见，人们活得有多累。

【大漠孤烟】一个国家假期的设置，关系到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在现代社会，假期究竟是选择传统节日，分散时间休闲，以一相情愿地所谓延续传统文化？还是充分考虑到现代人的工作生存压力，给予比较集中的时间休闲放松？这是一个问题。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民俗学家介入到国家的制度建设、文化建设之中，如何在民俗学家的个人浪漫情感与社会现实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可能是今后民俗学者经常会面临的问题。

情感是浪漫的，现实却是残酷的。

【施爱东】不知道的人都以为这些节日是学者忽悠出来的。其实是政府心里有了主张，找了些学者来替政府说话。学者嘛，不就是政府指好了方向，他来阐释意义吗？

【张勃】这样说有委屈自己冤枉别人之嫌啊。学者还是有独立性的。一个学者这样说是因为他认为这样说对，而不是因为有人让他这样说。

现代政府需要学者发挥政策咨询功能，学者不应是政府的秘书班子。政府已经有秘书班子了。学者自己也许应该有这样一种自觉意识。

【萧放】本人觉得，政府是尊重了民意，适应了民情，终于以民为本。学者只是从自己的认识角度，从社会责任感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这些人并没有因为假日增多而获取利益，甚至是多了几天埋头苦干的时间。我不觉得是为政府说话，只是说了我们自己意见。

【张勃】爱东兄，我突然这样来理解“合作”了。我（指学者们）对政府认真地说出我认为真的，而政府采纳了我的意见，将其上升为国家政策，作用于百姓的生活。或者政府在权衡之后没有采纳我,没有作用于百姓的生活。

总之，只要我认真地说出了自己认为真的意见，而政府认真地考虑了我的意见，无论采纳与否，都是合作。学术与生活的合作。

【施爱东】我绝对相信学者说的是“真话”，但是，“真话”总能被政府和媒体采纳吗？如果政府不想做这件事，他一样可以找到一批反对派的学者来说说“反对节日改革”的“真话”。

比如，刘铁梁教授就是反对这种改革的，他有一大堆理由认为传统节日成为国家法定假日后，弊大于利，为什么这些报纸不找刘铁梁老师来说“真话”呢？

大家都在说“真话”，真话与真话之间，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采纳谁不采纳谁，难道不是政府说了算吗？

同样的真话，为什么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不让学者来说？

难道真是学者主政的时代到来了？

当然不是，而是因为国力增强了，民族意识高涨了，国家开始重视民族自身的文化了，于是，找些这方面的、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来鼓吹一下。

我不是说学者说了假话，而是说，是政府选择了让这一部分人说“真话”。

【蔷薇剑】学者在节日立法这事上，各自表达自己的看法，或许各执一端。

这些看法，都是基于学者认为的“真”（事实）而被构建出来。进入文化的层面，就不仅仅是事实本身的问题了，开始有了自己的“意义”，具有一种指向、定位甚至主义。

政府只采纳对自己“有意义”的一面。

【子曰诗云】学者任何时候都是对事实之真相与现实之意义的双重追逐，除非这个学者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书呆子。只追求意义、价值而罔顾真相的地方派实用主义“学者”，因其浅薄而难以成就任何事业，只会制造文化泡沫和垃圾。

这次学者谈论多年的民俗节日设立公假问题变成国家现实，不在于学者谈论的有多么真，而在于学者谈论富有意义。

【张勃】这其实不仅仅涉及到节日问题，而是牵涉到民俗学者应该在当今社会中应该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是学者与政府之间是何种关系的问题，是学者是不是要与政府合作又如何合作、政府要不要与学者合作又如何合作的问题。

当民俗复兴成为当前的一种潮流，当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学者的研究对象）保护成为当前政府的一项工作要务时，民俗学者应该如何定位自己并非无关痛痒。

【匪兵甲】不过照俺懒人的逻辑，如今事情成了，学者就该功成身退、重新回到书斋了，就像当初上帝造好了天地和世上万物之后，就退隐江湖一样。事情其实就像爱东讲的，我们貌似有了发言权，其实只是在权力需要的时候，被拉出来替权力吆喝两句而已。

对于学者来说，比将节日设置为法定假期更有意义的问题是，弄清楚我们的节日在历史上的意义、来历及其演变消亡的机制和背景等等之类比较学究性的问题，我们在这一方面做的其实远远不够。

而且，从公众的反映来看，这次假期改制，很多人其实并不买账。

为什么学者以为做了件大好事，但仍然有人出来骂娘？

窃以为学者说事，很难摆脱文化本位的立场。这种文化本位，在学术上是绝对需要的。但作为一个牵扯千家万户生活日用的政策，还是要在审时度势的前提下，坚持以人为本位。

【黄涛】匪兵甲先生说得好，其实呼吁放假的人也是顺应潮流才能起点作用，如果掌权的人没这打算，学者喊得再凶也没用。既然官方有重视传统节日的打算，搞民俗学的人提些建议、推波助澜也是应该。只要是不说违心的话，能说的时候说几句也不妨，只要对人们没坏处。

【张勃】在民俗学界里，有些学者往往不愿参与现实问题，而愿意在当下去从事纯粹的学问（作为个人选择，当然可以，只是从学科发展，从对国民的贡献而言，未必是好事情）。究其原因，依我的浅见，主要有二：

一是认为一旦与政府挂起钩，就影响了学问的纯粹和深入，弄得学问不像学问；二是不信任政府，认为政府召集学者是为了装点门面，或者借学者之口表达自己之需，让学者失去了独立人格。其结果是，许多学者，尤其是优秀的学者为了人格的独立，为了学问的纯粹就不屑于参与现实问题。

匪兵甲自我界定为“懒人”，应该是不屑于做“勤快人”或不愿意做“勤快人”的结果，而不是不能做勤快人的结果。我当然赞同匪兵甲所说的“弄清楚我们的节日在历史上的意义、来历及其演变消亡的机制和背景等等之类比较学究性的问题，我们在这一方面作的其实远远不够。”但对他将这视为比将节日设置为法定假期更有“意义”却有异议。在我看来，二者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如果后者不是更重要的话。因为民俗学者不仅要将求真作为追求，也应将向善作为追求。而且求真和向善未必冲突，为了向善，求真成为必需。

匪兵甲说：“事情其实就像爱东讲的，我们貌似有了发言权，其实只是在权力需要的时候，被拉出来替权力吆喝两句而已。”但是权力（掌握权力的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对自己需要什么有非常明确的认识。更何况知道了需要什么，也未必就一定知道满足这样需要的途径。对于政府应该如何做，学者应该表明自己的主张。表明自己的主张，不是取媚于政府，不是顺着政府说话，是实事求是地表明自己的主张。表明的主张，既可能与政府的观点一致，也可能不同，甚至相左。

学者表明自己的主张，不仅可以强化决策者或领导人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也可以改变决策者对问题的看法；因此也就不仅可以促使政策下定决心颁布政策做某事，而且可以阻止或减缓政府颁布某项政策的步伐，帮助政府纠偏改错。

有必要区分学者与政府，事实上我们不有意区分，二者也不可能相同，但不一定要把二者对立起来。二者在许多方面有合作的可能。学者不应该把自己视为政府的附庸，也不应该把政府让学者出来说话一味看成是没有诚意的对学者的利用。

政府的公共政策决策是项复杂的过程，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也需要学者们的积极参与。在关涉民俗文化政策的制定方面、对政策实施的反思评估方面，学者们应该有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

如何在研究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民俗学者的政策咨询功能、政策监督评估功能是值得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当前应该是民俗学者大有作为的时期，个人退居书斋是个人偏好，但倡导退居书斋就并非明智之举了。

【黑木堂主】支持。民俗学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学科，而是与国计民生紧密结合的学问。学者应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应该比政府决策有超前性，其成果可以为政府所用，也可以受政府委托为政府出谋划策。而暂时不能为社会所用时，那就可为学术而学术。但是，在发现政府决策失误时，也应该有勇气站出来唱反调。不能为捧场而捧场，不能为唱反调而唱反调。

刊于《话题200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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