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戈金是当下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界知名的中年学者，其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涉及民族文学、文艺学理论、史诗学、口头传统研究等，且卓有建树，自成一家之言，在中国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乃至国际学界都有着重要的地位。最为学界称道的是他在史诗学与口头传统研究上的贡献。在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由书写范式转向口头范式过程中，朝戈金将口头诗学理论引介入国内，成功地将它运用到蒙古英雄史诗研究上，创建史诗研究的新范例，助推了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研究范式转换的完成。朝戈金对口头诗学的引介、实践、反思与建构引领了中国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时至今日，这一理论依然在这些领域，乃至其他相邻学科的研究中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和阐释力。
一、朝戈金的学术转向
朝戈金的治学方向、关注的领域以及相关学术成果在他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论著、媒体访谈与报道、新闻报纸以及书评序跋等中清楚地表现了出来。从1985年至1998年，少数民族文学是朝戈金学术研究的重心，几乎所有的论文与专著都是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特别是关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研究的话题。毋庸置疑，他在与关纪新合著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中对“民族作家与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双语问题”、“民族文学的审美意识”的理论探索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生产和创新的学理性研究具有开拓作用，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产生积极健康的影响，至今时常为中国学人提及和引用。他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概念、对象和范围》等系列论文中阐述的观点和见解也被采纳和引用到《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相关词条的撰写，成为编撰这些词条的基础。
1999年，朝戈金的研究重心已经转向史诗学与口头传统研究，而且这一重心持续到现在，乃至将来。其实，这并不奇怪，朝戈金青年时期便有过两次学术转向。本科时期，他钟爱外国文学，阅读了许多外国诗人和作家的文学作品，具备了一定的外国文学阅读积累，且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学士论文《斯巴达克斯与欧洲历史小说》。硕士时期，朝戈金攻读丁正彬先生的研究生，转而研究现代文学，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老舍小说形式结构的分析》。1986年，朝戈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工作，开始大量接触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和民间文学研究，学术旨趣又转向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且提出了许多独到的理论见解。1999年，朝戈金由文学转向口头传统与民俗学研究的趋势非常明显，这是他的第三次学术转向。学术转向并不是抛弃以往的学术旨趣，而是学术研究重心的转移。因此，朝戈金1999年之后在侧重对史诗学、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展开研究的同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仍然在进行，依然关注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对“中华多民族史观”、“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前沿话题”以及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构等诸多问题做了前瞻性的思考，提出了许多影响力持久，且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和见解，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21世纪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逐渐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而且逐渐成为中国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2003年，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开启。2004年，中国正式加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意见》。2005年6月，《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出台。2011年6月，中国正式颁布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另一方面，学者、民众以及其他诸多社会力量也逐渐自觉地意识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且积极参与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中。朝戈金是较早自觉倡导抢救与保护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的学者之一。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与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朝戈金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03年起，朝戈金开始在期刊杂志上撰文探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非遗”保护提供理论和智力支持；同时，通过媒体访谈、报纸等许多传播介质，朝戈金一以贯之地倡导文化多样性，竭力推动中国“非遗”保护工作，呼吁“非遗”保护的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以及“非遗”保护的立法。
在1999年之后，朝戈金虽然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参与“非遗”保护，但是总体上还是以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研究为主，而且治学和研究方法等许多方面都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与1999年以前的治学和研究方法不可同日而语了，阅读与对比他在1999年前后时期撰写的相关论文便一目了然。当然，这种转向有着深层的缘由。换句话说，如果将他的这一次转向放在他的学术经历与当时的学术环境中考察，那么便不会将这次转向视为随机的，而能清楚地观察到支撑他这一次转向背后所蕴藏着的坚实厚重的学术积累与学术素养。
朝戈金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自小接受民间文学和诗学的熏陶，在这两个领域有着很好的幼功。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之后，受到刘魁立等诸多所里民间文学研究佼佼者的影响，朝戈金开始思考民间文学的一些学术问题。1988年，朝戈金正式接触民间文学研究。这始于他对国外神话理论的译介，随后是对国外史诗理论的译介，而在神话与史诗之间，他又更钟情于史诗，这或许与至今仍然吟唱在草原上空的蒙古英雄史诗演述传统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着直接关系。
对朝戈金而言，1989年是他第一次亲身经历民俗学田野作业与萌生做出第三次学术转向的第一个关捩点。这年深秋，他陪同德国突厥学家卡尔·赖歇尔(Karl Reichl)到新疆对柯尔克孜史诗进行田野调查。这次田野作业使得他由对史诗和民间文学的兴趣爱好逐渐转向对它们的学术思考。同时，这次田野经历不仅让他对田野作业的规程、手段和方法以及田野中所遭遇的某些现实的困境与尴尬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且通过直接接触口头诗学的翘楚卡尔·赖歇尔，朝戈金开始对口头诗学理论有了初步的了解，并在第二年，即1990年翻译了卡尔·赖歇尔的《南斯拉夫和突厥英雄史诗中的平行式：程式化句法的诗学探索》，刊登在同年的《民族文学研究》第二期上。
1995年是促使朝戈金做出第三次学术转向的第二个关捩点。这年夏天，他参加芬兰民俗学暑期研修班，真正迈进了民俗学的大门。通过聆听劳里·杭柯、劳里·哈日维拉提、安娜-莉娜·斯卡拉、约翰·弗里、理查德·鲍曼等许多国际民俗学界名家的授课，以及参与他们的讨论，朝戈金开始对将史诗作为一般文学作品来研究产生的偏颇进行理论反思，有心纠正中国史诗学界长期以来那种对史诗进行一般文学和社会历史阐述的学术路数，对国际学术界先进的理论成就和方法格外注意，萌生了引进国际民俗学理论，特别是口头诗学来补正中国史诗学建设的念头。同年夏末，朝戈金远赴口头诗学的发祥地———哈佛求学，开始将口头诗学作为主攻方向进行研习，且与同在哈佛访学的尹虎彬“共谋”将口头诗学引介入国内，以拓展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学术视野。
哈佛访学结束的第二年，即1997年，朝戈金投入钟敬文先生门下继续深造。这次求学经历是促使朝戈金做出第三次学术转向的第三个关捩点。在北京师范大学，朝戈金系统地学习民俗学理论与方法，且以它充实和调整已有的知识框架，同时广泛参照国际民俗学与史诗学晚近的相关理论成果，对中国史诗学和民俗学界的书面研究范式进行反思。在攻读博士期间，他开始将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对与口头诗学相关的国际民俗学理论的译介上，先后翻译了托马斯·杜波依斯的《民族志诗学》和约翰·迈尔斯·弗里的《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等。而最为有学术贡献的译作是《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美洲民俗学学刊》评价该著作是口头诗学领域中参考书的典范，是这一领域后续著述的指南。钟敬文先生称这一著作能够对中国民俗学界大有裨益，将给民俗学研究带来一个新的学术视野。2000年，朝戈金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的撰写。这部著作是朝戈金在学术上不断追求自我突破的结果，标识着他的学术重心正式由书面文学转向口头传统与民俗学。同时，对希望跻身国际学术前列的民间文学、民俗学乃至中国学术来说，他将国际史诗学和民俗学理论与本土口头传统结合的新尝试又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示范意义。
二、朝戈金对口头诗学的本土化实践
口头诗学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成形于其弟子艾伯特·洛德(Albert Lord)；60年代后，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格雷格里·纳吉(Gregory Nagy)、卡尔·赖歇尔(Karl Reichl)等一批学者完成了国际口头诗学学科的建构。中国口头诗学起步较晚，较早把与这一国际理论相关的著作引介到国内的是王靖献的《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译者的主要目的是把它推介给古典文学和比较文学领域的学者，遗憾的是，这部译著没有在中国学界产生影响，回应者寥寥无几，当时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界也没有关注到它。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没有中国学者提出“程式”、“典型场景”、“故事范型”等一系列口头诗学的术语，但是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民间文学的口承性，马学良是这一方面较早的醒觉者，他对《苗族史诗》的演述人如何即兴演述史诗和史诗的口头传承规律做出了较为质朴的概括。不过，当时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主流话语是书面范式，马学良和其他一些学者对民间文学口承性的片断式理论概括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至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以及其他学者的大力引介，口头诗学才逐渐为中国学界所关注。
陈寅恪曾说过：“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如果仅仅是把口头诗学输入国内，那么朝戈金也就不能成为中国乃至国际口头诗学的领军人物。如果不立足本民族文学而空谈口头诗学，就有可能使得自身的研究成为国外理论的例证与注脚。反之，则能够发现许多用原来的理论和方法不能看到的新东西，而且能够看得更全面、深入和透彻。朝戈金引介口头诗学的价值和贡献固不待言。重要的是他能够立足“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能够对口头诗学理论进行吸纳、转化和本土化，创造性地解决本民族的问题，乃至“中国问题”。1997年，朝戈金师从钟敬文先生专攻民俗学，将口头诗学和民俗学有机地结合起来，重新审视本民族的史诗传统，发现本民族史诗传统中固有的但是在此之前没有得到充分注意和全面研究的可能性，运用“口头程式理论”对史诗文本进行精密的句法研究，用民俗学的眼光关注史诗演述过程，重新审视长期以来用书面文学理论研究史诗带来的诸多囿限。1999年，他与廖明君合作撰写的《口传史诗的误读———朝戈金访谈录》在同年的《民族艺术》第1期刊发，该文是朝戈金读博期间撰写的一篇得到学界普遍认同和赞许的学术论文。他指出使用研究书面文学的方法研究口传史诗与脱离口头传统解读口承作品的范式和惯例将口传史诗与口头文学研究带入一种学术阐述的“误区”，分析了这种“误读”遮蔽了的口传史诗演述传统，提出阐释口传史诗的特质所应该注意的方方面面。该文体现了朝戈金对史诗研究方法论持有的强烈的自觉意识，也凸显了他对史诗研究所做出的一种积极严肃的学术思考。
读博期间，朝戈金的《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是运用口头诗学研究本民族文学的一个成功范例。它是中国口头传统研究的奠基之作，也直接奠定了朝戈金在中国学界的学术地位。钟敬文、杨义、郎樱都曾高度评价该著作在中国史诗学上的学术价值，肯定了其理论方法和分型模型的创新性。该著作第一个应该提及的是对口头诗学的概念和术语进行了梳理。对口头诗学这一领域通行的术语做出正确而又符合学理的中文处理是借鉴口头诗学的前提，使中西学术批评能够更好地对话和沟通，也是中国口头诗学研究和理论构建的第一步。朝戈金对“(口传)史诗”、“史诗创编”、“史诗集群”、“诗章”、“歌与歌手”、“口头传统”、“文本”、“语境”、“语域”、“口承性”、“文本性”、“互文性”、“程式”、“程式句法”、“程式频密度”、“特性修饰语”、“头韵”、“步格”、“平行式”、“跨行”、“主题或典型场景”和“故事范型”等概念和术语的汉译，不仅方便国内学界对口头诗学的参考和借鉴，更有助于国内学界对某些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和术语形成共识，以及有裨益于中国史诗学理论和方法的建设和发展。
第二特点是扎实的田野作业。田野作业的艰辛和收获可以参见他的《千年绝唱英雄歌———卫拉特蒙古英雄史诗传统田野散记》和《新疆<江格尔>田野访谈录》。在田野作业中，他检验了自己归纳出来的口头史诗演唱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同时又结合《江格尔》相关的学术史对口头诗学理论进行新的思考。通过田野作业，朝戈金开始有意识地不把自己束缚在研究者的立场上阐释史诗文本，而是更加重视对地方性和民众知识的考察。这种站在民众的立场体现了朝戈金的一种文化自觉。
该著作的第三个特点是以“口头性”和“文本性”为问题导向，借鉴口头诗学理论和实地的田野观察从“没有‘权威本’或‘标准本’”、“‘一个’诗章和‘这一个’诗章”、“从个别到一般：文本间的互涉关联”、“表演中的创作：口头诗学的文本阐释”、“文本与语境的关联”等五个方面全面地阐述了口传史诗的文本属性，革新了以往民俗学界的文本概念，对民俗学界的“文本理论”的讨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同时，该著作指出从整体研究走向个案研究的可行性，证明个案研究的普遍性意义，即通过它可以从理论上观照整个史诗传统中某些规律性的问题。
第四个特点是精密的诗学分析。朝戈金以口头诗学理论为依托，以冉皮勒演唱的《江格尔》史诗中的一章———《铁臂萨布尔》的现场录音整理本为样例，对其“语词程式”、“程式化传统句法”、“程式的类型、系统及功能”进行了精密的诗学分析，得出结论：程式是口承史诗的核心要素，它制约着史诗从创作、传播到接受的各个环节，而程式化的根源是它的口头性。这个论断是通过严谨实证的研究和精审深细分析得出来的，是能站得住脚的。可以说，该著作充实而有光辉，精细而能见其大。它对蒙古史诗诗学的开拓性探讨，给往后的蒙古史诗研究乃至中国史诗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论启示；它根据蒙古史诗传统而创用了实证性的、可操作性的分析模型，给中国史诗学界、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界在学术方法上带来了一种范式性的变革。
在成功运用口头诗学理论解决“中国问题”后，朝戈金开始着手中国口头诗学理论建设和学科建构，开始对国内外口头诗学研究进行反思和总结。《从荷马到冉皮勒：反思国际史诗学术的范式转换》是其中的代表作。这篇长文的价值之一如文中所言：“今天回顾国际史诗学术史，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反思中国史诗研究的自身问题，回应本土史诗传统面临的现实遭际，进而更好地参与国际学术对话。”价值和意义之二在于“选取了从古希腊荷马到当代中国冉皮勒共六位史诗歌手，通过聚焦于围绕他们而生的‘问题’，描摹史诗学术演进中的若干性转折”。虽然两段话寥寥百字左右，但撰写的意义、目的及其任务已经宣发无遗，而能具有此种眼光讨论国际口头诗学和史诗学学术史的中国学者更是不多。其研究方法没有采用以时间为线索考察各个阶段不同材料和观点的常见做法，而是以古希腊的荷马、南斯拉夫的阿夫多、芬兰的伦洛特、古印度的毗耶娑、爱尔兰的莪相以及中国的冉皮勒为点，透射整个学术史嬗替演进的草图。如果朝戈金没有极高的识力和眼光以及深厚的国际学术背景，断不敢用这种研究方法。他选择的六位歌手皆是口头诗学和史诗学上至关重要的人物，许多与口头诗学和史诗学相关的理论都是从他们身上生发出来的。换句话说，他们关乎口头诗学和史诗学的变化和发展乃至重大的理论突破。朝戈金选取了这六位歌手等于找到了口头诗学和史诗学的关键，把握住了其关捩，从而能够扼要生动地纵论长达数千年的史诗学术流脉。如果后续著述想摹仿这一研究方法撰写口头诗学和史诗学学术史，恐怕很难超越这一长文。
《从荷马到冉皮勒：反思国际史诗学术的范式转换》的主要内容由“荷马问题”与史诗作者身份的讨论和口传文本衍成，阿夫多等歌手的研究与“口头程式理论”到“口头诗学”的建构，伦洛特与“以传统为导向的”史诗文本类型，毗耶娑与大型口传史诗的传承、流布和编订，莪相“伪作”公案与如何吸收和化用传统遗产，冉皮勒演述本及其口头性与中国学者的史诗理论探索等六个问题组成，并以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答为线索对重大国际史诗理论进行了学理性的反思。在叙述这些内容时，其文风格扼要生动，其述评气魄开大、纵横捭阖、收放自如，千年学术的流变豁然在目。阅读此文，口头诗学和史诗学的研究者当受益匪浅，足可加深对这两个领域学术史的认识，也可拓展这两个领域内研究的学术视野。
在口头诗学的推进上，朝戈金也多有贡献。他和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诗学专家弗里合作的《口头诗学五题：四大传统的比较研究》是一篇很有份量的学术论文，只是刊登在《东方文学研究集刊》里，不太容易找到。2000年，朝戈金赴美国密苏里大学研修博士后，师从弗里。在研修期间，他与弗里并肩而坐，使用两台手提电脑撰写了这篇专论。该文讨论了当今国际口头诗学领域较为前沿的话题，将“一首诗”，“主题或典型场景”，“诗行”，“程式”和“语域”五个概念并置在蒙古、南斯拉夫、古英语和古希腊的史诗传统中进行界定和阐述，没有盯住史诗的一般概念不放，而是以“全球化”的观照、开放的态度以及多样的参照框架有效地阐述了多样和具体的史诗传统。可以说，这种厘定凸显了口头诗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和基本观照，这种并置继承了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口头诗学的学术传统。一直以来，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口头诗歌特别是对篇幅巨大的口头史诗的组合方式提出了种种见解，例如认为那些较短小的故事可否应看作是某个较大故事的局部，就像那些玲珑的切割面最终属于整块的宝石?抑或它们只是一些独立的叙事，是收集者按照书面文学的规范将它们汇聚为一个“文集”?而且任何口头史诗研究最终都要以“一首口头史诗”为预先前提。基于这些问题，该文提出“何谓一首诗”的学术论题，指出在活形态的《江格尔》史诗传统里，“一首诗”是一个变动着的和相对的术语，而那些构成蒙古史诗传统的每一次具体演述，都指向一个尚未文本化的全体。也就是说，一个诗章当然是“一首诗”，而单个的诗所汇聚成的整体或集群，也同样是“一首诗”。又根据这种活形态的史诗演述传统，结合历史和诗歌自身的证据，他们初步确定《伊利亚特》、《奥德赛》、《贝奥武甫》等以手稿存留下来的诗歌是源于口头传统，是一首口头诗歌或者是由众多的一首口头诗歌组成的一首口头诗歌。这是《口头诗学五题》解决的第一个学术问题。
一般而言，诗行(line)是根据韵律与语义规则将其作为一个单元来排列的一组词。它经常由音节的数目决定，最常用的音节数目已经成为相应行列的固定名称(如恩德卡西拉波，塞腾纳雷奥等等)。但每一种史诗传统有它自己的一套诗学体系，因而诗行在不同的史诗传统中呈现不同的形态。假如我们把诗行定义得太窄，它的功能和概念就不能存活。《口头诗学五题》突破古希腊—罗马的狭隘诗歌步格的基准，创造性地提出“演述中的诗行”的概念；以蒙古、南斯拉夫、古希腊、古英语史诗传统为并置分析对象，除了从格律、韵律和节奏之外，还从音乐、呼吸间歇等维度分析史诗的诗行，从而提高了我们对诗行界定的多样性的认识。这种观点没有把音乐或无声视为诗行的附属，而是把它们目为诗行的一部分。以文本的视角来定义一个口头诗歌的诗行，那太文本化了。这样得出来的、誊写在纸张上的诗行脱离了演述，虽然满足了视觉消费，但是扭曲了演述中诗行的真实形状。“演述中的诗行”的提出，有力地扭转了这种对口头诗行格式化的做法，重新定义了史诗最基本的单元———诗行。通过两位学者对四种传统中诗行的界定及比较，在阅读口头诗歌时，读者不会因为诗行的或长或短而无所适从；同时他们对诗行本质的提问不仅仅是理论的探索，更多的是为真正地读懂一首诗而恢复诗行原貌。这是《口头诗学五题》的学术价值之二。
《口头诗学五题》的第三个亮点是基于歌手的立场提出“大词”的概念。“大词”是在歌手设定的参照框架内的“说话单元”，在他者眼中，它可能是诗行；但是在歌手眼中，它是一个“大词”。“大词”是传统的，不是由任何一个歌手创造，而是在漫长的岁月里从一个歌手传播到另一个歌手。歌手像任何其他一种语言的学习一样学习它们。在这个程度上，所有的“大词”都是反复出现的单元，它们存活在任何一个特殊的歌或演述之外。进而言之，“大词”是一个符码，它组成了歌手共享的史诗语汇、片语和叙述模式。通过“大词”，歌手们讲述他们的故事、演述他们的传统。“大词”的提出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歌手口头创编的过程以及歌手如何利用“大词”进行思维，有利于更好地阅读一首口头诗歌。“大词”经常承载着比它们的各个部分相加的字面意义要更大、更复杂，而且这些传统意义丰富了一首口头诗歌的内涵。例如在南斯拉夫史诗中，称呼一个妇女为“黑色的布谷鸟”，那么我们可以确定她是一位已经失去丈夫或即将失去丈夫的妇女。在叙述层面上，大词：“他正在冰冷的牢房里大喊大叫”(“Pocmilijo u lednu zindanu”)，这个典型场景蕴含了囚禁英雄的统治者将释放英雄，然后英雄以伪装的形式回归，打败那些向他妻子求婚的对手。这个“大词”像一幅地图，直接指向了一个南斯拉夫的“奥德赛”。因此，假如不知道歌手使用的“大词”，假如不能读出“大词”的传统意义，那么必然丢失诗歌中一些东西。
上述的三个方面足以证明《口头诗学五题》为如何阅读一首口头诗歌提供了一把钥匙，注重从局内的因素分析一首口头诗歌，为成为更好的、更在行的读者和听众指出了努力的方向。而且，该专论在蒙古、南斯拉夫、古希腊和古英语口传史诗传统之间进行的比较研究，对语文学一些狭隘的概念提出了挑战，为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口头诗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系列化的比较参证。
2010年12月，朝戈金出席“21世纪的歌手和故事：帕里—洛德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了论文《创立口头传统研究“中国学派”》。与朝戈金的其他论文相较，该文突出的地方之一在于它自觉地反思了口头诗学，特别是口头程式理论在中国本土化的实践过程，即由口头诗学的“消费者”转换成口头诗学的“生产者”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在对中国日益勃兴的口头传统研究概括性归纳的基础上，朝戈金提出了未来中国口头传统研究应该关注的话题与新的学术生长点，提出创立口头传统研究的“中国学派”的美好愿景，且对这一愿景的可能性和所要面临的挑战做出了前瞻性的评估。具而言之，朝戈金从传承人、文本、理论建设、学术格局、学科制度化建设、史诗学术共同体等方面给出的若干建议将可以成为研究者的参考，纵然不能代为进一步证明和研究，但不可否认其有启发作用。他提出的口头传统研究的“中国学派”离真正的实现固然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但是它至少给中国口头传统研究树立了一个长远目标。
三、朝戈金口头传统研究的学术史意义
朝戈金在中国口头传统研究中做出了不凡的贡献，既有对国际口头诗学的译介和借鉴，又有对国际口头诗学的本土化实践，更有对国际口头诗学理论的自觉反思与口头诗学和口头传统研究“中国学派”的建构。诚然，朝戈金的口头传统研究并非是创立某种新的理论和新的观念，但是他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关注中心。卡西尔在评价苏格拉底在古希腊哲学思想转换中扮演的角色时说道：“苏格拉底从不攻击或批判他的前人们的各种理论，他也不打算引入一个新的哲学学说。然而在他那里，以往一切问题都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了，因为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新的理智中心。希腊自然哲学和希腊形而上学的各种问题突然被一个新的问题所遮蔽，从此以后这个新问题似乎吸引了人们的全部理论兴趣。”当然，这个学术关注中心的形成还应该记住尹虎彬、巴莫曲布嫫、陈岗龙、刘宗迪、塔亚等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
在他们之后便有许多中国学者相继响应，开始运用或借鉴口头诗学理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斯钦巴图、阿地里·居玛吐尔地、丹布尔加甫、黄中祥等都有相关的专著问世。还有不少中国学者以口头诗学理论阐述域外史诗，施爱东便做过这一方面的尝试，黄宝生肯定了口头诗学理论是检测口头史诗语言创作特点的有效手段，指出《摩诃婆罗多》中存在大量程式化的片语、词组和场景描写。口头诗学还进一步拓宽到中国古典学，叶舒宪、赵敏俐、孙尚勇、富世平都撰写过相关的论文与著作。可以说，口头诗学决定性地改变了那些沉浸在书写和文本里头的学者们对中国古典文学口承性的认识，激活了这些学者重新解读中国古典文学中人类表达之根———口头传统。也就是说，口头诗学为开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纵深的、最持久的口头传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钥匙。不止如此，有些学者还将口头诗学理论运用到音乐学研究。可以预测，随着在中国学界的深入拓展，口头诗学将会发挥更为普泛的阐述意义，且继续对相邻学科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在对朝戈金口头传统研究做学术史的观照时，不能将他的研究具有的学术史意义仅仅限制在口头传统研究这一范畴，它辐射的领域已经超越了口头传统，近的波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研究，远的波及古典学、音乐学、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因此，考察朝戈金口头传统研究的学术史意义还应当关注它在中国学术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许多中国学者开始热衷译介国际理论，以图与国际学术加强沟通交流，在理论与方法上也尽可能地与国际学术接轨，且形成对话。在这种学术格局和学术潮流下，朝戈金转变自己的学术重心，致力于口头传统研究，加强与国际学术的交流与沟通。他不仅译介国外的学术论文和专著，而且陆续在不同国家的刊物杂志上发表学术成果，其中专著《口传史诗诗学》在蒙古国被译成西里尔蒙古文出版。
朝戈金还积极参与国际会议和国际论坛，在每一次活动中都宣读了相关的论文。这些高水平、高层次的对话与交流使得他的口头传统研究具有了更加广阔的国际学术视野，同时将中国史诗学术推向世界，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促进了中国史诗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为他赢得了一定的国内与国际学术声望。因此，他的成功所具有的意义不仅停留口头传统这一坐标之内，而且对中国口头传统研究的建设和发展以及与国际学术的对话和接轨而言都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他的研究方法也无疑具有启发意义，纠正口头传统书面研究范式的偏颇，将口头传统研究带出了这一书面研究范式的窘境，确立了口头传统研究口头范式的主流地位。同时，他的研究彰显了中国学术的独立品格，表明在立足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借鉴和应用国际学术的理论成果，以及发挥个人的开拓创新精神可以创造出具有国际学术水平的成果，从而在国际学术赢得一席之地和足够分量的话语权。因此，朝戈金的口头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中国口头传统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道路。当下，朝戈金正处于个人学术生命的成熟期与出学术成果的黄金期。有理由相信，通过个人的努力，朝戈金将会在不久的将来，乃至更往后的学术道路上给中国学界呈现更多影响力持久且经得住检验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成果。
（本文刊载于《民族艺术》2012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